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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女人:讲述女人的贪嗔痴怨和苦辣酸甜

  这是一本以“女人”为言说对象的文集,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商品经济背景下的新问题与新现实为言说背景,围绕性别、身体、欲望、情爱、权力等五大主题,对女性与女权、爱情与色情、性别与性爱等诸多话题进行了具有前瞻性与启示性的研究与探讨。

  孔见:1960年12月生于海南岛,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随笔、小说、诗歌创作和哲学研究,作品有随笔集《卑微者的生存智慧》《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诗集《水的滋味》, 评论集《韩少功评传》,以及小说集《河豚》等,并有多篇论文发表。

  王雁翎:《天涯》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资深文学编辑,所编作品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1996年与韩少功、蒋子丹一起参与《天涯》杂志改版,供职至今。主要从事散文随笔及文学评论写作,著有散文集《不能朗读的秘密》等。

  人类,这种没有尾巴的生物,只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已经使地球面目全非。时至今日,人类仍在勇敢而阔步地挺进,他们的文明之车,压得大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喘息。

  “男人类”:粗壮、有力、博学。他们凭借着明晰的理性和坚韧的毅力,雄踞着几乎全部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从男人们胡须深处卷起的文明之风,像一股令万物战栗的、强大的高压电流,把人的气魄从远古一直吹向未来。

  “女人类”:柔弱、纤细、轻盈。她们不甚理智,她们情意缠绵,她们的肢体小巧玲珑,她们的灵性清隽而神秘。她们平静的藤蔓,像水一样无微不至地伸向远方,她们被动地缠绕着高大的乔木,她们使地球上浮动起一片水绿色的生殖的气息。

  “男人类”与“女人类”,头部与四肢大体相似,唯有躯干上的某些器官略有差异。但是作为基督教圣徒的巴维尔却说:男人是女人的首脑。《可兰经》上也明确地记载,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

  宗教以它至高无上的尊严,引导着对“女人类”的定义。缺少逻辑,成了女人们最明显的标记。她们不能专心致志,她们的思维不愿意像螺旋那样无限制地绕下去。为了与一个女人谈得投机,男人们不得不在谈话中设法加入一些情感的小佐料。男人们在第一次、第二次推理后,仍然大步地跨越逻辑,可当他回过头宣布第三个结论时,女人已经不见了。她们没有耐心,她们的心过于松散,在理性那一层紧接着一层的台阶上,她们像稀薄的空气一样,在左顾右盼后,总是一屁股坐下去。

  琐碎与无聊,是失去了理性的女人们最致命的弱点。女人与女人之间的谈话,充满了迷失方向的判断和折断了翅膀的话题。像无数零碎的草沫和越磨越细的淤泥,她们在各种或褒或贬的名词上恣意地抚摸。她们把时间的橡皮条拉得像细雨一样无限绵长。而高度发达的神经质,又使女人们几乎成了猜忌的动物。她们斤斤计较,她们鼠目寸光,她们永远无法了解男人。一个男人在回家进入房门之后,往往会受到好奇女人的反复盘问。迟钝的女人永远无法迅速捕捉自己男人的心理,而粗糙的男人在三五分钟的误解后就开始发火。从此,沉默代替了一切。这就是我看到的家庭幸福。

  历史上的某些说法,总带着合理的依据: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们吐出一条条误解的蛛丝,她们夜晚的哭泣和黎明时怨恨的提醒,促成了男人与男人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甚至宗族之间的纠纷,甚至民族之间的战争…………

  为此,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都双双认定:女人既愚蠢又浅见。她们的思想只介于成人与孩子之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夫子也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然而,人类生育的重心,从来都落在这些孩子般的女人身上。在一年之内,一个男人和不同的女子交合,他可能“生出”几百个子女。但是女人不管有多少个情夫或面首,一年中只能发生一次生殖。所以男人的需求广泛,而女人则只想像蜜蜂那样叮死一朵花蕊。在这个意义上,女人的通奸更含罪恶。因此《可兰经》里对背叛丈夫的女人的处理是:用石头砸死。

  正因为女人被授予了繁殖和生育的权力,她们便把诱惑作为自己带着香味儿的使命。她们用微微翘起的鼻子、瘦削如柳的肩膀和亭亭玉立的胫骨和跗骨,换取男人的微笑。她们拖累文明的方法,就是让男人的手停止操作,而在她们那细致柔软的皮肤上滑行。女人,只是一张张随时等待男人来领取的请柬。她们,是专职的爱情动物。在爱的满足后男人马上落下云头,而她们登上高峰后却立刻像烟那样上升。她们对情感的专注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她们抓紧一个男人后就要苦苦厮守一生。她们卖弄风情地用地球上的一切颜色打扮自己:她们把眼睛涂黑,把头发染紫,把嘴唇涂红,把前胸垫高,把腰勒细,她们与香水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难以辨认的关系…………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女人更接近精神病;威宁格认为,最低贱的男人也比高尚的女人高得不可比拟…………关于女人的罪恶,西方有潘多拉的盒子之说。欧洲的中世纪,有一种为女人特地准备的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人的腰和骨盆。在中国文化中,女属阴,暗含着黑暗与邪恶的双重指义。

  于是,在人类艰难漫长的文明道路上,涣散而游手好闲的女人自然而然地成了男人们的从属物和单向生殖工具。地球所有的新旧民族,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把财产传给女人。公元6世纪,马康教堂郑重其事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女人是否有灵魂?几乎一半的与会者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基督教会议,最后仅以一票的极微弱多数通过。会议的结论是:女人虽然是低级生物,但仍然存有类似灵魂的东西。

  以上,并不仅仅是我的观念,这是到今天为止的某种文字记录或情绪性的改写。它,带着整个人类文明强硬的口吻。

  这一生,我曾认识过很多女人。通过文字和思索,我的目光扫过千千万万的“女人类”。对她们恶毒的评价言辞,或许违背了善意的品行,但却像是驳不倒的谬论,从古老之地款款而来。它总因为能在人们心中浮现出一个个最恰当的例子而使后人,尤其是男人,在难以赞同中频频点头。

  历史,像一名无声的“半截”律师,它总是只做前半部分的工作,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之后,保持沉默。历史,通常是一个坑害盲从者的陷阱。它守候在一个浅薄结论的身后,它是在等待一个最愚蠢的连接线吗?

  人,是种只能存活几十年的生物。人的一生存有太多限制。如果一个男人一生中,从未遇见过最优秀的女人,那他滑入某个坐落在自然而然结论前的陷阱就应该得到某种谅解。

  因此,我再一次残酷而坚定地说:几千年来,地球上的男人与女人,已经构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迄今为止的人类史,只是“男人类”的历史。这是地球上长久以来的局面,这一点,所有女人也不得不承认:人的文明,是雄性的,它的确多半是由男人创造的。

  正是“男人类”的强横,迫使“女人类”一步步退向角落。疯狂前进着的男人,像忽略身边的濒危动物一样忽略着女人。他们创造历史。他们掌握书典。他们义正词严地在法律上写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拿破仑法典》)他们进一步恨恨地说:“女人是我的动产。”(彼特鲁契奥)他们更狂妄而精确地宣称:从数学上说,女人构成了人类的一半;从相对论上,她们还不足六分之一。(史特林堡)

  我转过身,不是与他们讨论两种人类的优劣,而是向他们背后的庞大背景发问:假设你们依据文明所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你们现有的文明,你们“男人类”的文明,就是至高无上、唯此不二的吗?

  如果你突然降临地球,而不是一直在它所谓文明的药水中浸泡,对这个蓝色星球上雄雌两性关系的严重倾斜,你会惊异不已,百思不解。在地球上其他动物界中,没有任何一种雄性对雌性有过这样大的蔑视和诅咒。在有着文明可能性的其他星球上,那里的“人类”,也是这样欺雌霸女地文明起来的吗?

  人类,地球上的高等生物,像一个跛脚的疯子,在蹂躏了地球上的一片绿色之后,早已经登上了一辆越来越加速的文明快车。像类似大型战争启动后的“永动机”一样,在令人类惊愕而窘迫的局面中行进。人类成了文明进程的奴隶,成了它生产出来的物的奴隶,成了它本身愿望的奴隶。在这个星球上,潜在的裂隙已经日渐可怖:植物凋零,百兽惊恐,犁铧进逼,群山退缩。现在,鸟的翅膀正在天空中犹豫,水的自由已经变成不知向何方流淌的迷失。不久,白云将大块大块地跌落于地面,饥荒将从非洲飞向这个巨大球体的北方。阴阳失调的人类,在急切飞奔中,一天比一天面目苍白,一天比一天表情呆板。他们的艺术,正在变成批量生产的游戏。电脑,像一只只诡诈的手,把人类尚不健全的灵魂从失去了弹性的头脑中挖走。如同一个赚钱赚得发疯了的、麻木不仁的个体户,人类面临的同样危险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一步步向“文明”高峰逼近的过程中,处处闪烁着的,是“男人类”贪婪的目光。正是从他们主观理念里涌出的主动冲刺的分泌物,使人类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

  如果把“男人类”比作凶恶的食肉动物,“女人类”则是一种柔软的植物。她们目睹了这一切,她们陪伴了这一切,但她们却也像草木一样被“男人类”欺凌。“男人类”在把万物逼向角落的同时,也在意识中把她们踩在脚下。

  一代代女人常常在对抗与挣扎后被逼进了四种选择的狭隘地带:或是充当迷人的情妇,或是成为泛滥的娼妓,或是装扮成苦熬的淑女,或是无奈地做着白发苍苍的母亲。母性,成为男人把女人变为奴隶的最好借口。婴儿的降生,不仅使女人的身体发生分裂,还把她们推向被摒弃者的行列。繁殖,成了她们生命中最危险的一道门槛。不断地从男人那里发出的对工具的要求,已经使她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从昔日痛苦地穿着的贞操带到苦心设计出来的、兴冲冲的比基尼,女人顺从地进入了男人从属品的行列。

  在当代,她们更是越来越把自己姣好的面容作为待价而沽的观赏品。化妆品像一个个廉价的、带着奸笑的形容词,一层层地涂在她们的脸上。胸、腰、臀的尺寸,失去了真实的生理依据,而成为她们或美或丑的评分标准。乳房的大小,原本只是对未来哺乳的一种体积上的假设与许诺;而在当今,在男人们那明显含有抚摸的念头下,一步步的怂恿使它正朝着越来越大的趋势发展。站在人类文明的顶峰上回头看,不能不说,女人自己也充当了“男人类”杀害女人本质的同谋。

  不是先天的欠缺,而是历史惯性那歪曲的捏造,把几千年的进化变成了对她们迫害式的反面教育:使她们的温善变成了怯懦,使她们的聪明变成了猜忌,使她们的骄傲变成了虚荣与浅薄,使她们的柔和与耐心变成了絮絮不止的唠叨。

  这正是“女人类”的悲哀。如果有公平的声音为她们被压抑的潜能而叹息,那声音一定会说:地球上的文明,正在牺牲着自己的母亲。

  几千年来,女人的进化,遭到了一代代“男人类”的阻隔。她们,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人类,她们是另一批迟到的、未能得到充分发育的生物。当人类文明的列车越开越快,快到无法减速、无法终止的窘迫之际,“女人类”是否会从正门,轻盈地走上舞台?

  作为一种不同于“男人类”的高等智能生物,她们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种类?她们应该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秀品质是什么?我能否为她们揭开那层覆压了几千年面孔的盖头?

  在人类最初的采集时代,她们曾主管过整个人类。她们一边抚慰并统领着略带野性的男人,一边耐心看守着身边的火种,喂着脚下的婴儿。她们善意而悠闲地收集植物的种子,又仿照花草的样子把余下的部分植入土地。是她们,把男人猎捕到的受伤的动物驯化成温顺的猪和勤勉的黄牛。她们让野鸡和天鹅兴奋地把蛋生在人类的家中。

  女人,作为种族繁殖的象征,内部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韧性。哺乳的本能,使她们对弱者的哭泣充满了怜悯。上帝把流泪的能力赋予了女人,泪水成为她们定期洗刷罪恶的清洁剂。由于一种共同的周期现象,女人与月亮达成了某种和谐。共同的、平静而柔和的表情,使她们与这个文静的星球之间产生了一种同气连枝的美。

  如果,人类的舵位上,一直站着的是“女人类”,那么在这种假定性的美好规定中,“女人类”会像一个最本分的邻居,以一种阴柔的、没有痕迹的顺应方式,带领着男人生活在这安宁的星球上…………

  我绝不会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我对那些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的“假男人类”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反感。她们躁动不安的情绪,违反了女人的本性;她们那鼓起标语一样的脸上,布满了焦灼的风。她们打起旗帜,与男人抢夺着工作的岗位,抢夺着总统的话筒,甚至争夺着堕胎的权利。妄图模仿男人的做法,只能是变相仰慕男人的卑微心理在作祟。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应该展示出另一条人类的哲学,领率另一种文明。

  一位导演曾说过一句令全中国女性愤怒的话。他想在几座城市中选择一个单纯女孩的角色,而他看到的,是满眼的忸怩作态的媚眼和腰身。他在计划落空后说,他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其实,何止中国,何止东方,何止西方,整个退化了的“女人类”,都需要找回原属自己的、发着荧光的本质。

  你们温和而沉着,你们富有集体欲,你们友善,你们对和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你们心灵沉静,你们情思缭绕,你们趣味细微,你们像火苗那抖动着的尖部一样敏感,你们第六感的直觉像鹿一样乖巧而细微,你们对双关语深含感悟,你们对暗示充满警觉,你们怜爱儿童,你们亲近动物,你们是永远的倾听者,你们对农业及植物洋溢着关爱,你们爱田园,你们爱家禽,你们爱音乐,你们爱舞蹈,你们调制味道的能力无与伦比,你们像孔雀一样对服装有着倾心的迷恋,你们全身布满了性感的神经,你们生长着数不清的思念的细胞,你们抚育了全部男人,你们那带着绒毛的生命兴趣细小而多端,你们抚着琴望着远方…………你们一个个深藏着省吃省用的节俭的天性,你们向平凡的事物深深地俯下身去…………

  她们的自我掩护带来了神秘与陌生,使我对她们一直心存误解。其实,男人身上全部的意志,女人身上全有,只不过是依照一种感情的逻辑,依照一种自发的、接受式的愿望而存在。女人具有的超级稳定的弹性,为焦躁不安的、贪婪的男人所不能及。女人,一旦聪明,便绝顶聪明!

  但是,普天下的女人啊,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在爱着真实的你们。你们正在本性的美德之外深陷泥淖。在黯淡无光的猥琐生存中,你们几千年地损失,你们仍在损失之中。

  我注视着我也身处其中的文明。我在纸上寻找它另外的可能性。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仍然愿意尽情地夸张天国里纯洁的水晶。

  她们,我纸上的她们,洋溢着一层层弱者的软光。这软光中,饱含着当今人类最欠缺的品质。对于已经过于狭小的地球和过于和善的动植物界,今天的人类不是过于瘦弱,而是过于强大;不是过于祥和,而是过于嚣张。

  “女人类”暗含的宁静之声,是我们人类自救的一种希望。从物质的根本道理上讲,女人生命中可以造成多次分裂的属性,决定了她们是与死亡对称的一种生物。“女人类”的被动和顺应,是我们与生物界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的一种潜在意向。女人对艺术如醉如痴的神经,在未来世纪里艺术濒临稀薄时将显得格外珍贵。她们对宗教发自内心的倾斜姿态,鼓励着人类自身的返赎。可能正是由于历史的压抑,人类某些先天的本能,在女人那里得到了封闭式的静止保存,并未受到文明的侵染。而这应当是人类在未来世纪的根基与性格。尽管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仍然把女人置于从属的地位,但他仍然高瞻远望地说过:女人自然本质中有多少不如男人的地方,就有多少优越的地方。

  当今世界上,由于偏见,“女人类”的数量正日渐稀少。继续扼杀她们的后果,可能使我们进化成一群嗡嗡叫的蜜蜂。那时,全部人类都将变成雄性的工蜂疯狂地飞舞着采蜜,而只留下一只肥胖的母蜂用来繁殖。人类所有的积存都会发出一声种族灵魂的巨大叹息。

  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评价过女人。我为自己对女人既苛刻又空洞无垠的期望而自忧。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泰戈尔的一篇短文,我的心才骤然安稳。他的观点像历史上一个闪亮的光斑。几十年前,他就已经对人类文明产生了超前的预见和忧虑。我在他那里,听到了对“女人类”命运预想的共鸣。这位白发飘然的印度老人深沉的声音令我自己感到一种震颤,我也仿佛找到了自信的依据:

  妇女天赋具有贞洁、谦恭、温顺的被动品质…………这和土壤那种被动功能不无相似…………这种被动品质赋予了妇女以巨大和深沉的宁静,这对生命的抚慰、养育和储存都是必需的…………我们的文明同样必须有它广阔、深厚和稳定的被动的要素。它绝不仅仅是增长,还要有增长的和谐。它不能全部都是音调,必须还要有节奏…………

  在人类一往无前的文明突进中,怪僻的知识分子一直呈现出某种不合作的预言者姿态,他们警戒式的、反动的口吻,往往为当权者所不满。的确,在毒瘤出现之前,任何关于疾病或濒死的预言都会被认为是危言耸听或别有用心。但是在当代,在自然界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强大反作用力之际,对文明危机的反思,已经不止为知识分子所虑想。现在,连最顽固的当权者也明白倡导保护动植物是一种美德。但是,没有人懂得,在人类抢救某些濒危的异类时,他们自己中的另一半,他们那些品质即将灭绝的同类,正在受着巨大的忽略。

  以一种毫不犹豫的坚强之心去攻打自然界,是人类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食肉动物意识的延续与扩张。这应该是人类某个阶段的昏厥。

  人类,这种像龌龊小人一样贪婪的蛋白质,怀着功利与急切,党同伐异,横扫地球。他们已经主动地进攻了几千年。主动的意识,被人类主动地、无限制地发挥。而人类另一种被动的、和缓的思想,像大师一样高远的精气,却被淹没着。被动,它以另一种方式叙述着勇敢,它在尊敬对方的同时尊敬自己。被动,是一个绝不比主动低一个层次的舒展姿态。在东方的思想中,尤其在围棋的天地里,徐缓下的被动,同样是另一种绷紧的弓弦。

  当代西方文明正以高度紧张的表情,走进了哲学的尴尬境地,可能预示着带有“男人类”特征的文明将发生变异或者转向。我有理由对充满了安抚、顺应、被动的“女人类”式的文明寄予厚望。不是回归到母系社会,而是建立起人类两性间平衡的结构,启动另一个被我们深深忽略掉的心智系统。

  看过一部好莱坞的老片子《君子协定》,因一种特别的感触而记忆至今。其中葛里高利•派克扮演一个极为成功的社会新闻记者,受命采访当代美国社会中犹太人遭歧视的现状。他欣然从命,此后却一筹莫展——因为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更因为纳粹暴行而善恶昭然、泾渭分明。任何一个文明人都耻于流露自己对犹太人的偏见,更不必说歧视。反犹,几乎可以说是文明社群的丑闻。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为此,派克造访了他“二战”时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个成功的犹太商人。后者对此极为慎重,几乎不置一词。对派克的追问,他的回答是:除非你生而为犹太人,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

  此言倒使派克茅塞顿开,作为一个成功的记者,他的报道一向靠体验。比如报道矿工,就下井作业;报道无家可归者,就露宿街头。而这一次简单得多,派克在他“古老的德国姓氏”上加了几个元音,一变为“古老的犹太姓氏”,用括号附在他的门牌上,于是,他成了犹太人。变化立刻出现了,门房的态度变得暧昧美妙;女秘书的笑容多了同类间的亲昵,少了等级间的敬畏;完善周到的社会消费服务系统会不时地在他这里出现“失误”——“漏掉”了派克一家。他的孩子报名夏令营被拒绝,理由是名额已满,但事实上名额尚多,而绝对秘而不宣的规定是此夏令营不接纳犹太人。直到孩子在街上被其他上流社会的孩子唾骂、追打,因为他是“犹太猪”。一向自持、宽厚、富于人道情怀的派克陷于狂怒,他愤怒地前往质问,遇到的是家长们故作惊讶愤怒的敷衍,孩子刻毒、得意的鬼脸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态度。当派克再次造访他的犹太朋友时,后者开口了:现在你知道了。做犹太人意味着日复一日芒刺在背的生活,看不见的毒刺每天刺伤你,可你不能叫喊、抗议,因为你拿不到证据——一切太偶然、太琐屑;在屈尊的倾听、真实或造作的震惊面前,你显得神经过敏、小题大做,甚至是不知感恩,不懂天高地厚。

  已不知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复述了故事,多大程度上添加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记住了这部好莱坞老片,不是因为煽情、细腻的叙事,不是因为其中的正义与良知;因为在影片中派克以发表他成功的报道《我做了九十天犹太人》而终止了自己的犹太人生涯,并且作为非犹太的、正义的美国公民而成就了一番拯救犹太人的伟业。但如果你真的生而为犹太人呢?看此片时我尚年轻。其时的感受是,只需将“犹太人”三个字转换为“女人”二字,便可尽现生为女人、生为不甘遵从男性规范的女人在妇女解放的社会中所独自咀嚼的辛酸,一份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的、琐琐屑屑的辛酸。“文明社群中的犹太人”似乎是新女性现实境遇的一个恰当的比喻,此后我发现了更恰当的说法,那就是“解放的妇女,犹如占领区的平民,解放了的黑奴”。也许后者更为准确,因为女人远不及犹太人“幸运”:犹太人或许可以去掉那几个元音而隐藏起自己的犹太身份,但女人无法藏起自己的性别,就像黑人无法洗去自己的肤色(否则迈克•杰克逊逐渐“变白”就不会成为社会新闻)。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千年历史可以不断被讲述,振聋发聩,但女人的历史却仍是幽冥和空白。生为女人,似乎是上苍的安排,但上苍安排了的,绝不仅是一个性别,而且是一个角色,一种命运。关于女人有太多的说法、太多的规定,你的一切行为都太容易被归类、被解释,尽管权威的阐释者自身对“女人”亦一无所知——一如弗洛伊德的哀叹:天哪!谁能告诉我女人是怎么回事?

  生为女人,是一个不容片刻逃离的事实,尽管置身于“男女都一样”的社会场景之中。一切的一切——男人的目光、女人间的反馈、路人肆无忌惮的评论、堂而皇之地对女人生活的监督和窥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你的“身份”。大学时代,与初识的欧洲女孩子一起闲聊,说起如果有来生,所有的中国女人一律选做男人,多半欧洲女孩则毫不犹豫地愿做女人。其中一位陈述的理由是:做女人何其快活——有人开门、接大衣,承受怜香惜玉的卫护,周末有人相邀,且不付分文。彼时彼地,在座的中国女人(包括我)一式一律地羡慕起文明的西方。及至中国已经开化的今日,我亦将及不惑之年,方知如果你接受并成功地扮演一个女性角色,那么日子确乎好过得多,只是其间甘苦自知。问题是如果浩如烟海的女人规范与表述在你那里均告失效时,那你便成了一个怪物,一个可憎可疑的次品中的次品。做了混迹斯文间的女人,且身高越界(彼时尚未有时装模特这一光彩照人的职业,更未有以高瘦为美的时尚),更加单身而立之年,对此间的种种辛酸颇有体验。婚后丈夫提醒说,你的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受伤害”,才恍然明白,果然如此。太易受伤害,太易感觉伤害,便成了一种病态,至少是一种过敏。但此前无人问及亦无可验证的,是那些无形的毒刺是否存在,那伤害的事实是否为真,是否大人大量便可忽略不计。至少对我说来,确未遭公然歧视或“迫害”。但芒刺无所不在,多种多样。同是大学时,情同手足的男同学谆谆教诲:你的确出色,但你要先学会做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日后类似的忠告在同性、异性间时时可闻,使我渐入困惑迷惘:学会——做女人?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为什么是学会?那是一种技巧或技能吗?我何处不“像”女人了?究竟何为“女人”?何谓“女人”?这显然不是一个生理性别的概念,否则我自知自己是一个健全的、多少有些早熟的女人。渐次明白:须学会的是一种演技,做女人意味着惰性的扮演。女人,是一个明确界说,大同小异的角色:弱者、地母、贞女、荡妇或女巫。何其丰富的选择。剩下的是“男性化”,如果不说“变态”。

  思考可以开始,芒刺并不因此消失。小有所成时,听到评价:一个女人,不易了!独身日久后便成了饭后茶余的话题:刻毒如“没人要”——附言曰:“谁敢要啊?!”阴险如“同性恋”——如是避女友唯恐不及;深谙女性心理者阐释,做了可耻的第三者,因此秘而不宣——自己守身如玉,自然悲愤异常。兴之所至淡施粉脂,配一胸饰时,男同事大悦,顿生亲昵云:这多好!平素你那三分男人气,吓得全体男同胞进入掩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之幸运,在于我尚未前往人才市场,所有的“人才”需求上注明:男性。如果说,文明社会耻于承认对犹太人的歧视,那么愈加文明的中国社会却越来越不掩饰他们的性别偏见与歧视。从“解放得过头了!你们还想要什么?”到“妇女解放代价惨痛。女人回到家里去,重建正常社会秩序”,尽管这无疑是昔日潘光旦的古老哀叹:妇女解放,弄得“男人无业,女人无家”;但社会变革,女工果然最先下岗。

  女人,可以是烙上的红字,可以是荣耀的徽章。一旦世妇会召开,一旦三八节来临,女人可谓风光至极,而日后仍是不明不白的二等国民。妇女解放也成了老掉牙的官家滥套。困惑日久,创痛日久,终于宣称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夫妻间调侃:“男女平权可矣,何必女权?”相视而笑。只可惜社会的现实、文化心理平权之地尚远。是的,女性,而非女权。我更关注的是男权社会的性别文化构造,女人和男人在这依旧森严的性别秩序中的诸多扭曲。在文化的意义上,在社会性别中,本无天生的男人与女人,后天的构造、修剪使之然也。女性主义,或许是别一种不甚堂皇的理想主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这样说,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男女平等”被写进了法律,从此似乎不再存在性别问题。于是,有人说中国从此进入了无性别时期。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期间的八个样板戏中所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不仅没有性别,没有爱情,似乎连正常的家庭、夫妻、母子关系都没有了。

  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运动时期,广大的女学生和男同学一块儿下放到社会的底层,使女知青第一次有了性别歧视的切身体验。她们极为震惊:给男知青盖房子而不给女知青盖,给男知青拨口粮而不给女知青拨,女知青倘若想招工返城,就得以肉体作为代价,道理是你们都到了该“扎根”的年龄。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的冲击几乎触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开始了真正的有性别社会。随着“大锅饭”这种神话的破灭,“男女平等”的神话同样失去了它往日的风采。而性别的认同并不是那么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痛苦的。女性的性别突然被作为商品价值呈现。大众的传播媒体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将这样的一种标准普及到各个阶层,即按性别来决定录用取舍,决定褒贬。女工下岗,女童失学,酒吧女郎把卖身卖笑作为一种便当的挣钱方式,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女公关走红,女性的性别认同顿时成了一件令世人惊骇同时也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而女警官培训学校、女子礼仪学校等的出现,是真正的性别教育吗?

  还有人发出这样的惊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大学生以反抗家长将自己许配给某阔少爷或阔老爷的包办婚姻、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为荣,为什么到了今天,90年代的女大学生甚至女研究生以自己能嫁给阔少爷甚至阔老爷(甚至不是做太太而是当妾)为荣呢?

  正在西方某些激进妇女呼吁女性脱下裙子和男人一样穿起裤子,至少也要将假眼睫毛、假乳房扔掉的时候,我们的商品推销商们居然犯了这样的“错误”:将在中国举行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妇女会议当成了他们推销化妆品的最佳市场,在会场内外开展他们对上述可笑化妆品的大派送,使得很多中国和西方的妇女大为惊讶——为什么中国的解放妇女一个个倒退,变得脂粉味十足了?

  女性的性别认同说明中国真正进入了有性别的时代,而这正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副产品。我们在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接受了妇女在某种程度上被物化的事实,而这也正是被全球性妇女运动所抨击的。

  在北京怀柔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上,有两个使用频率十分高的名词:sex(生理性别)和gender(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将性别区分为sex和gender之上的。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们认为男女的不平等不是生理性别造成的,而是建立在社会限定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谓社会性别gender之上的,所以她们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这种理论被称为经典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论,或称为社会性别差异论。法国的女权运动领袖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对这个理论的重要发挥。

  在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这个理论受到了各种质疑和挑战,也得到发展。首先是以黑人女性主义者为代表的很多第三世界女性,认为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民族,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在社会这张网上,她是独一无二的,不会与其他妇女相同。比如一个黑人妇女成天在室外劳作要求有休息的权利,与一个白人贵族妇女要求走出家门工作就不一样。这种女性主义灌注着弱势阶级与民族的心理抗争热能。

  到了20世纪60年代,广泛传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更为严重的对传统女性主义的挑战。后现代女性主义首先否定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的概念。因为女性应该和哪一个阶层的哪一个种族的男性平等呢,是脑力的平等还是体力的平等呢?这是女性主义从未回答也无力回答的问题。平等往往导致女性的个性和特征消失,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平等意味着女性必须进入男权所控制的各个领域吗?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在生活中相同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平等是相对的,而差异是绝对的。当她们重新来讨论妇女解放的可能性时,她们认为两性平等观是男权的思维逻辑的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妇女。后现代女性主义放弃了妇女解放的一些口号,尽心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传统文化,以及人的主体性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价值的论点,即几千年的历史(history),实质上只是写了“半边天”的历史,只是写了男人(his)的历史。这一论点大大激发了知识界女性构建女性文化的雄心,她们重新用女性的眼睛解释世界和解构历史。于是,一场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医学等各门类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开始了。她们甚至预言后现代主义时代是一个铲除男权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

  在预言了“一个新的夏娃即将诞生”后,在重建女性文化的思潮鼓舞之下,出现了女性写作热。她们看重自己的个人经历,表达了对战争、母爱、爱情这类在男权文化中一贯被讴歌、被神圣化的形象的反叛。她们以挑战者的姿态对文学史和历史上的种种神圣的偶像提出质疑和嘲讽。她们写自己的情感经历,却又不是在男权文化中心笼罩之下的女诗人的所谓“闺怨”、所谓“闲愁”的那一类情诗。因为她们不再乞求爱情,更不忸怩作态向异性献媚。说它是情诗,只因为它坦诚地描述了自己辛酸的失败的情感经历、对眷念者的依恋和失恋。她们把这种情感的描述当成自我拯救、自我解脱、自我认同的过程。

  “我看见了我自己。”女性用自己的眼光认识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被人听见”,这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妇女曾经发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宣言,她们提出“妇女抛弃男性权威,掌握自己身体主权”的意愿,她们反对“生理决定命运”的男权文化。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她们对传统文化表示怀疑,而对个人体验表示极大的肯定。“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成为女性写作热的直接动力。男性作家笔下的对女性作为情人的心理描写——这类形象往往把女主角写成“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写她们对男性的依恋,甚至以身殉情的痴迷——不再被女性作家套用或重复。女性主义的作品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德国女作家赫•柯尼希多夫的《博莱罗舞曲》对于女性处于婚外恋角色的心理活动是这样描写的,当小说中的女主角出于愤怒把她的性伙伴从阳台推了下去,随后将他的一双拖鞋也扔下去之后,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有时,我也琢磨,不知道那些在他的悼词里把他称为是他们或别的人眼里最井井有条的人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他自杀时竟然连鞋都没有穿。”在英国女权主义者、作家费•韦尔登的《萨拉热窝失恋记》里,作者写了一对男女到萨拉热窝幽会度假的故事。女主角发现她之所以与指导老师热恋,只是把一时的学术抱负和爱情混为一谈,只是想与妹妹争个高下,而不是真正的爱情。她从此自觉地“失恋”了。

  在诗歌《山地议会》(普拉斯)这样的标题下,女性作家可以在议会内容形式(社会的主流文化)上不着一笔一墨,而完全去写一位居丧中的妇女在宗教活动中的内心活动。这位妇女参加宗教仪式,无疑是想在失去亲人后,找到一种精神力量以支撑自己摆脱困窘。而诗歌所描写的正是这位妇女逐渐从麻木中苏醒的心路历程。在这首诗中,普拉斯对妇女与宗教的关系做出了女性主义的全新阐释。

  同样是写性,从女性视角出发,便有了一种与男权文化写性截然不同的景象。《另一个》诗中那位与男人私通的女性,像盗马贼,担心警察,忍着腹痛,顶住,“啊,病态的月亮;啊,有病的身子”,“屏住呼吸像公里计程/你上哪里去?”只要将女性主义文学和男权文化所描写的那些色情味的东西做一个比较,就能对女性主义对性的描写有些了解。

  这看起来似乎是文字上的兜圈子,其实不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女性是指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这其中既有女性的作品,也有男性的,甚至更多的是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应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乏女性的文学作品,然而由于几千年来一直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所以女性的作品几乎都得让男性执笔者认可,方可流传于世。所以可以这样说,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男尊女卑史,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当然就是由男性认可或者由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了。

  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有大量的与女性有关的内容,细细读来,不外乎婚歌、恋歌、思妇诗和弃妇诗这几种,这些诗篇表现了女性生命的两大基调:和乐之声和哀怨之音。《诗经》产生于封建礼教刚刚起步的年代,从宫廷到民间,现实生活中还残存着很多远古的习俗,相较于之后严格的封建社会,女性在这时要自由得多。从《诗经》中许多篇目的叙述形式来看,这些与女性相关的诗歌大都出自女性之口,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抒情言志,表现了女性在婚恋中的特殊经验。即便如此,但所谓“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的编辑标准和后来的汉儒们的注解,却完完全全是以男性的选择标准为中心的。

  所谓男人模式当然并不是完全以性别来划分的,男人模式是以男尊女卑、男性为社会主宰为主要特征的。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无疑出现过十分出色的男性,他们为女性的解放做出过不朽的贡献。比如曹雪芹《红楼梦》笔下的女性形象,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尊重、信赖和爱怜。“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女性的解放而大声疾呼的男性作家就更多了。

  然而并不能忽视另一种现象:即使到了当代,仍有一些女性作家为了迎合、讨好男权主义者,弄出了一科“伪女性文学”。你们不是喜欢“粉泪”“酥胸”以及床上戏、三点式吗?好,我来写,我可以写得比你们更深入、更媚俗、更有质感、更细腻、更不遮遮掩掩。于是乎,这样的女性作家便在一夜间爆红了。然而,即便是封建社会的歌伎,由于某种心理障碍,她们也是羞于用那些男人惯用的字眼来形容自己身体各个部位的。所以写性、写生育,真正从女性的自身经验出发,应该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真正的女性文学应该有一个与男权文化完全不同的基本视角。她们写性时,有欢乐、恐惧、希望,也有绝望、歇斯底里的号哭、不被人所理解的委屈、漫漫无期的等待,也会有身体深处的呼唤,唯独不会有色情。而那些为了迎合男人的色情和挑逗,与女性自己的真实感受是绝缘的。女人当然有性体验,但不仅仅是性体验,性只是她的人生体验的一部分。其实,希望女人只作为性器官存在,绝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排斥在男性所能受到的正规教育之外,不可能出入男性文化、自由地表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而是被规范为男性传宗接代的性器官和家务劳动力。女人是性器官,新潮吗?实在是旧潮。

  由于几千年的男权文化影响,我们不少女性有时对自身的态度比男性更为保守。这一类女性的作品无疑不能算作女性文学,它们的出现完全是男权的派生物。她们对于自己身为女人有一种骨子里的悲哀,所以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自贬自抑。但无论是费尽心思去赢得男性购买者的好感和认可,还是一门心思要把自己变成男人;无论是屈从于商品化的有性别时尚,还是屈从于革命的无性别时尚,其结果只有一个:取消了自己的真实和尊严。

  有位评论家曾说过:历史是一件手工制品…………只有进入记忆中,被记录下来,它才会存在。对于漫长的前女性艺术史来说,无法流通的天赋就不是天赋,剩下来的就只有蛰伏和隐藏。按照这一结论反推,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散落的、尘封的记忆,那些曾经对艺术做过贡献的人,是不在历史之中的。除非,我们重新梳理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界不断地重新审视和发现那些历史上被遗漏的女性艺术家。由于后现代主义思考模式的影响,西方艺术史中的传统定义也受到质疑。那些被神圣化了的、被分类和被解释的艺术史,是否过分依照既定原则刻意忽略了历史上女性艺术家的价值?这是从80年代到现在,艺术界一直在重新思考和重新推论的一个问题。

  1981年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丝•达波洛克这样写道:“对女性艺术的历史认知,是认识美术史的一部分。揭示美术史所隐藏的价值,它的假定、它的沉默,以及它的偏见,会让我们了解社会对女性艺术的记载是残酷的。”

  在中国漫长的艺术史中,女性基本是缺席的。缺席的原因众所周知:在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只是艺术“凝视”和“欲望”的对象。女性从未有过书写和参与历史的机会。女性在艺术中的位置构成了一部被消费和被观赏的古代艺术史。在强大的父权艺术语境中,女性想要脱颖而出表达女性自我,几乎是不可能的。偶有佼佼者,也不被艺术史记录,更不可能流通。清代汤漱玉曾作《玉台画史》,从各种画史、画论的点滴资料中,汇总和发掘出古代女画家的稀少文本。直到2000年,又有两位女性艺术史家做了这样的工作:老一代的艺评家陶咏白和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李湜在《玉台画史》的基础上,利用工作之便(她们二位分别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从故宫数以万计的绘画中、从资料文史馆中,细致筛选,寻觅搜集(用她们的话来说:像办案一样查找),终于完成了《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一书,由湖北美术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陶咏白在《后记》中这样写道:“期待中国女性绘画史,从此能纳入中国绘画史的思考中,纳入中国绘画史的运行轨道上,而不再是‘边缘’。”

  在汤漱玉、陶咏白和李湜之前,好像还未有人做过这种沙里淘金的工作。有关女性绘画的文献和作品,不仅匮乏,而且被漠视。由于大量的不被记载、无法流通,毁于时间的女性书画历史,也就成了被艺术史遮蔽的历史。

  关于女性艺术的被湮没和被忽视,有许多原因可做分析。身处封建社会,大多数中国古代女画家除了没有自我的女性意识外,也都没有自觉的艺术意识,更谈不上绘画的野心。女诗人鱼玄机在游崇真观看见新科状元题名后,自叹心比天高,奈何身为女人,写道:“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也许她的自白是中国最早的女性意识在作品中的表现,她的“自恨”也代表了她心中自我表达的创作欲望和自信心,而这一点在古代女性诗人和艺术家中都是少有的。在强大的父权社会压抑下,大多数女性毫无自信心,也自认为她们的创作是无意义、无价值的。由于自身意识也受封建和道德观念约束,她们在选题和审美上,都下意识地顺应她们的角色认知。加之社会的局限,她们事实上也不可能面对外部世界。这既影响了她们创作的视野,也影响了她们作品的流通。只有少数名门之后,以及与文人名士有交往应酬的青楼女子中的佼佼者,有可能因为某些机缘,使得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一个小范围内流传。

  前不久看到《万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董桥先生“购得秦淮名妓薛素素扇面一帧”,急忙电告好友,“欣喜之情电话线为之颤动”。想那薛素素系明末著名女画家,她的作品现在经常出入各艺术品拍卖行,在藏家和收藏业内大为流通,也为各博物馆所收藏。但如果薛素素以及与之齐名的女画家马湘兰不是秦淮名妓,结纳甚广,与当时名人骚客多有互赠书画的交游史,她们的作品是否也能进入流通,世传下来呢?

  能否写墨兰以娱男人,是中国古代青楼女子评定自身价值的资本,也是她们谋生和竞争的手段。所以自古以来,青楼女画家比起养尊处优的闺秀女画家来,更有创作上的积极意识和竞争意识。明末青楼名妓,丹青高手薛素素和马湘兰由于身份开放,眼界广阔,与文人画友交游切磋很多,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所以她们的作品也“下笔迅扫”,“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与名人雅士的交流唱和,也使得她们的作品“为风雅者所珍,且名闻海外”。而进入商业渠道,则让她们的艺术得以流通和保存下来。但是在艺术史中,她们的地位仍是被遮蔽的,青楼身份始终消解着她们的艺术家身份(但同时青楼身份又使得她们的作品,更具有被文人雅士追逐和把玩的意蕴,商业价值因而倍增)。除了主流艺术史的忽略,更有主流价值观的排除。我曾看过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妇联主编的《中国妇女文化通览》中,关于古代女画家一篇,也只介绍了良家妇女管道升、文淑、阮玉芬三位女画家。而薛素素和马湘兰显然因为身份问题,不能登大雅之堂,被排除在外。这种来自于男性话语同义的女性话语的排斥,尤其值得玩味。

  有家学师承关系的中国古代名媛女画家的状况,与青楼女画家创作的意义和遭遇,却大不一样。她们的创作类似西方18、19世纪的女性业余绘画: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女性的消遣方式;都体现和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都默默无名,不被认知;都一直处于馈赠亲友或自生自灭的状态。从没有人集中整理、鉴别、发掘其潜在价值,更不可能受到艺评家和艺术史的关注。因而也很难有美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并得以在市场上和历史中流通。在中国古代,女画家受封建礼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往往还自毁作品,更使其不得流传。

  无事则书画,“焯有父风”,是这类古代闺秀女画家的写照。中国古代女画家基本上是受父兄或丈夫的影响,单承家学,因而无法得到进一步的训练。章学诚所谓“琳琅款识,惟资对勘于湖州;笔墨精能,亦藉观摩于承旨”,是说即便是李清照、管道升,也只能与自己的丈夫欣赏把玩诗词画意;如果没有开明的皇帝的旨意,连管道升这样的绝世才女,其作品也不可能让世人观摩鉴赏。绝不可能因她们才学过人(甚至超过她们周围的男人),就可以与太学生们讨论文章,或是与当朝文人品评绘画。“文章虽是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看起来,才女们若要与外部世界的人交流文才画艺,天下都要大乱。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正统女性的创作只能在一种封闭中自生自灭。除了与亲属探求画理,赏析佳作之外,她们也不可能与外界有进一步的交流。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极少的女性艺术作品,就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这些女性的背后,都有着一位开明而重要的男人。

  史书记载最早、最有名气的女画家,是元代的管道升(据说最早流传下来的原作也是她的),她是著名书画家赵孟的妻子。据称擅画墨竹梅兰,其所画之竹墨色苍莽,跳脱不羁。她自陈:“竹势撒崩云触石,应是潇湘夜雨时。”这种气度和心志使得她的画作豪放孤高,笔墨间表现出超凡境界。由于她的丈夫是大书法家,且身居高官,使得她可“奉旨书《千字文》”,“奉旨写梅花”,书画被皇帝推崇,因而她的作品得以记入画史、画传,以致流传后世。即便如此,她的真迹存世也只得一件,别无他留。除了管道升之外,剩下不多的有史可查的是明清时的文淑、仇珠等名门闺秀,书画世家之后。她们的作品赖以留传后世,想来也与其父、其夫或其兄的名气与地位有关。她们因为身边的男人而成为艺术历史中的幸存者,同时,也被历史和传统认为是少数的异类。清代章学诚的《妇学》,代表了那个时代男性观对女性创作的敌视。在他的著作中,认为天下女性如果都以才女为榜样,去作诗习画,非但不可,“亦无是理”(天下不容)。

  这些达官豪门中的才女,遭遇尚且如此,那更多的无史记载、无据可查的女画家,她们的姓名、她们的作品就只能如一地落红,随风而逝了。

  与此相似的是欧洲18、19世纪的女性业余绘画。这些少数幸运的女性多半出身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她们的习画途径也多为自学或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去户外写生,她们不可能进入美术学校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去使用那些大幅画布和沉重的专业材料。绘画对于这些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只是优雅修养之必备、幸福婚姻之筹码。正因如此,她们的作品仅限于表现个人情感和家族历史,以及视野所及的稳定的社会形态。

  著名女画家莫利索的老师就曾对她母亲说:“为了你女儿的气质着想…………我将不会教她们素描,因为她们会因此成为画家。知道其中的意思吗?成为画家对你这样的上层妇女来说是革命,而我则认为是个悲剧。”这当然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西方版,但是在19世纪,却代表着当时的社会观点。后来成为印象派著名画家的卡莎特,正是因为一心想成为一位职业画家,所以终身未嫁。而与她同时代的男画家们,事业、家庭、爱情皆功德圆满。

  同时,被迫使用各种轻型绘画材料,也使得18、19世纪的西方女性绘画的表现手段受限。并因为这样,她们的作品不能长久保存。在当时,男性艺术家所使用的油画画布、青铜、石材等,是女性所不能触及的。甚至到了20世纪初,女艺术家卡密尔从小梦想进入男性垄断的雕塑家行业,也不能进入国立艺术学院学习。她后来进入雕塑大师罗丹工作室,得以“直接雕塑”大理石作品。但当她离开罗丹,准备当一个职业雕塑家建立工作室时,她发现,这一男性化的职业为她带来的是噩梦般的命运。她得为工钱、预付款奔波,甚至遭到过工人的辱骂和扭打;她得筹借工程费用,当雕塑卖出去没收到款时,她得变卖自己包括别人的作品来偿还债务。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不能像罗丹那样,进入作品售卖的商业流通和展览的艺术流通领域。对她来说,艺术早已不是那些中产阶级女性修身养性的状态,而是人生中沉重艰难的选择。

  直至19世纪,即便全欧洲的女性都在绘画,既便从那时起已经开始流行“女性艺术”,但那些“女性艺术”所创造的,仍是社会所规范了的、毫无创意和自我价值的作品。它们与女性的室内女红、服饰装饰没什么两样,都是一种低价值的艺术。这样一种从意义到目的都与传统绘画(也就是被历史认定为高价值的艺术)不同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被忽略和被摒弃的。虽然其中也有杰出的女画家,但是由于其视觉表现和美学理念与男性既定的绘画品质不同,也因为女性艺术鲜有功利性,她们的作品仍然不能进入流通领域或取得经济效益,也不能获得公正的艺术评判。这些作品通常只作为纪念场景在家族流通,因而其地位更加边缘化。

  这种状况到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有所改变。虽然仍未被纳入运动的主流,但少数女艺术家能够较为深入地进入超现实主义的圈子,并创作和参与展出。女艺术家乔琪亚•奥姬芙、弗里达•卡洛、汉娜•荷依都因为作品被归入超现实主义流派运动之中,而备受瞩目(尽管奥姬芙和弗里达从来都否认她们的作品与超现实主义有关)。德国达达主义运动最早的参与者汉娜•荷依,是第一位使用媒体资料来做拼贴艺术的人。但挑战一切惯性思维的达达主义男性成员们,却并不希望女人参加他们筹办的第一届国际展览。直至汉娜著文抗议力争,才得以参加。后来汉娜曾如此感叹:女性要在德国成为现代艺术家是不容易的…………我们大部分的男性同僚都一致将我们当作迷人且有天赋的业余艺术家,却毫无理由地否认我们的专业地位。

  正是由于像汉娜、奥姬芙和弗里达这样的女艺术家的努力,也由于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因为女性在20世纪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因此,女性终于可以有机会不但能参加男性艺术家的联展,偶尔也可以有幸举办自己的个展。

  真正使事情得到改观的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尤其是美国西海岸女艺术家们联合组织的各种女艺术家协会。基于共同的认识,“女性很需要明确地建立自己的空间”,茱迪•芝加哥和米丽安•夏皮洛,这两位70年代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在洛杉矶建立起女性艺术团体“女性之家”。早期女性主义运动还采取到各大美术馆集会抗议的方式,抨击主流艺术势力对女性艺术家的不公正待遇。1985年,一批自称“世界的良心”的女性艺术者,以隐藏式的“检验组织”的身份(她们为了表示完全不追求个人成功而隐姓埋名),以海报、文字的方式公开批评有性别歧视的美术馆和画廊,抗议这些美术馆和画廊阻碍了女性艺术的流通和发展。经过数十年的抗争,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在当代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展出机会和流通机会逐步增多,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史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代女性艺术者为此付出了太多代价,她们的挑战和努力在当时并不为社会和艺术圈所接受,她们只是为后辈女艺术家做好了铺垫。当年最激进的女性主义倡导者“女性之家”的创立者夏皮洛曾这样感叹:当代女性主义者享有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诸如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因此失去所有的旧友,我们不能进入画廊),所有这一切努力之后获得的报酬。另一位艺术家瓦尔丁也这样说:当年“我们做过许多事,但得到展出机会的却是现在三十多岁的艺术家。她们的题材其实都是我们当年在做的…………从这个观点来说,它似乎是成功的,因为这样的东西已被接受”。无论如何,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女性艺术无法流通的命运。现在女性艺术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展出、获奖、拍卖等机会。

  近年来,在新的艺术媒材和新的艺术类别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女性艺术家在提供新的形式和新的意义方面,都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

  在中国,经历了“”之后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还处在自我审视和自我定义的阶段,在多数情况下,女性艺术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女艺术家更多地在一种依附和点缀的情况下创作、展出,始终不能进入主流。这种遮蔽,一方面由于女性艺术自身的势弱(迄今为止,尚未真正建立起女性主义批评线年出版的女性艺术批评家廖雯的《女性主义作为方式》是唯一的一本对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加以分析和梳理的文本);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仍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充满性别偏见的惯性思维。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中国当代艺术看起来繁荣昌盛的表面形态,就会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男女艺术家参展的比例都是失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重要的展览中我们只能见到少数几位女艺术家,如蔡锦、喻红、林天苗、姜杰、尹秀珍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上。

  第一届成都双年展中,女雕塑家姜杰的作品《在》被安置在谷文达的宏大作品《联合国》后面的一个角落,没有人关心女艺术家作品的展示位置对于她是否重要。谷文达气势恢宏、场面铺排的作品一下就将姜杰的作品淹没于无形。更多的时候,展览对于女艺术家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没有被任何一个流派所规定,没有形成一个女性自身的批评体系,没有在艺术这个圈子中联帮结盟,始终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当代女性艺术家,只能是处于一种待择和被选的角色(无论是作为一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男性批评家手中的一张牌,还是作为男性话语权中的陪衬)。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最常见的说法是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品质不够、分量不足。这其中的遮蔽和忽视,甚至连女性艺术家自己都不会注意。

  1996年3月,德国波恩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艺术大展“中国!”,三十位年轻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展,但其中没有一位女艺术家。在波恩储蓄银行举行的“中国!”大展记者招待会上,波恩艺术博物馆馆长迪特•伦特教授在被问及为何没有女艺术家参展时回答:“中国女艺术家的档次不足以入选此次艺术展。”此话一出,舆论哗然。为了抗议男馆长的偏见,当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那日,波恩妇女博物馆在女馆长玛丽安娜•皮岑的率领下,“封锁”了波恩艺术博物馆。在向前来参观的观众散发的传单上,人们读到:“今天你们将不能进入这家博物馆。我们反对把中国女艺术家拒之门外。宣称在十二亿人口中无法找到一位女艺术家,是狂妄自大和愚蠢的表现。”为了平息妇女的怒气,伦特后来又补充解释说:在中国确实没有女艺术家,但在海外流亡的中国人中,也许能遇到几个令人感兴趣的女艺术家。但这无疑更进一步激怒了妇女博物馆的女士们。为了举出更多的实例来反驳伦特的观点,当时在波恩商讨了举办中国女性艺术大展的事宜。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1998年6月以“半边天”为标题的中国女性艺术展,成功地在波恩举办。

  波恩艺术博物馆事件表明,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区域性的局限,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仍会出现这种由于无法进入全球流通而被遮蔽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女艺术家由于在国内仍处于弱势地位,仍处于被动,或由男性话语领导的地位,多数女性艺术家对自身所处的边缘,甚至低价值地位无知无觉、浑然不解、听天由命。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会认同这样一种状态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认同女艺术家的创作低于男艺术家,远远不如有着女性主义运动传统的西方女性,对东方女性所遇到同类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洞察、关心和不为之妥协。我所认识的几位女艺术家,也都参加了这次展览,但我从未听她们谈起过上述背景。也许,她们不知道,甚至并不关心展览背后所隐含的性别问题,也不关心由这个问题所引起的等级划分。

  另一方面,作为首次举办当代中国艺术大展的波恩艺术博物馆,其馆长为何会认为(或者说相信),改革开放之后的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确实没有女艺术家”?除了他本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缺乏了解之外,国内策展权力机制对当代女性艺术的轻视和拒斥也是原因之一。随着艺术的高度产业化,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模式进入了中国当代艺术圈,使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和处于被动位置的女性艺术再次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全球化的策展机制取代了传统的展览方式,国际艺坛也以超音速速度进入或穿梭于中国各大城市,并俨然建立起了新的艺术话语权。但对于中国当代女性艺术而言,新的话语权仍然是男性话语权。不同的是,新的男性话语偶尔需要新鲜的筹码。这样,一些选秀似的机会也许会落在某些女艺术家身上,如果她足够聪明,信息足够准确,她也能抓住机会跻身并立足于以男性为主导的艺术前沿,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图像中一道展示“多元和丰富”的美丽风景线。至于更多的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则被类似波恩艺术博物馆馆长那样的论断——“档次不足以入选”——排除在主流艺术之外,又一次成为无法流通的天赋。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回答《今日艺术》记者提问时说过一句话:“妇女必须改变一些东西,把她们自己变成可见的阶层。”从“不可见”的历史中走出来的女性艺术,发展到今天,的确已经改变了当代艺术的格局。在西方,甚至有人已经悲叹过女性主义运动“腐蚀了艺术批评标准”。可正是与后现代美学观念同时兴起的女性艺术运动的发展,正是对传统艺术标准和价值观的质疑,使得当代女性艺术出现了“可见”的局面(在中国,暂时还不能说是“可见的阶层”),并得以与主流艺术共享流通的空间。

  认识她时,她结婚两年多,未能生育,从那时她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治疗过程。各类医院都去遍了,包括外省名院与江湖专科。为省钱,不管天气炎冷,她都独自坐硬座去,看完病的当天又乘车回来——有很多次是在刚进行了痛苦的检查与治疗后,她从医院直接赶往火车站。

  就这样沉浮在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旋涡中,生活对她来说,只是为生育而打的一场持久战。

  真的爱孩子吗?她很茫然。经过几年肉体与精神的折腾,她早已心力交瘁——她的绝望比渴望更多,她不知该爱还是恨。事实上,无论爱恨,她都只能一次次地在冰冷的检查台上躺下,接受一堆生硬器械的探查。

  她和丈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丈夫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结婚时年纪也不算小了。相较于爱情,更多的,她对他是抱歉。她与他签订了一份婚姻合约,然而没有履行其中首要的一则条款,她是讲信用、有道德的女人,为此而歉疚,并以她经年的疼痛作为对他的部分补偿——虽然,这补偿对他并未有任何实际意义。

  还好,他并未给她太多压力,但他寡言而严厉的母亲、为弟弟抱不平的大姐,以及背地的各种眼光,令她不堪重负。也正因为他的不责,她愈加不能放弃,愈要独自背负下去,沿着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锋利阶梯。何时能“遇见”一个孩子,她的攀爬才意味着功德圆满。

  在使命完成前,身体不是她一人的,它属于一切对之寄予了期望的人。她内心真正的意愿与呼喊只有自己听得见,它们像微弱的水珠,消散在干燥的流沙中。

  那么多次,她在冰冷的检查台上等待巨大疼痛的来临,在通往各个医院的疲惫路上,她听见自己一次次说:不,不,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想过一种平淡家常的生活,不再打听各类不孕症信息,不再关心试管婴儿,不再被冰冷器械所环绕深入,不再被别家孩子的啼哭或呢喃刺激,不再为“不育”这个事实而充满负罪!我只想平静地过内心没有负累的日子,下了班织织毛衣、逛逛街,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地过上一天,哪怕一天!

  她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当初学日语本是为了想进效益更好的业务部门,上到中级班却再没坚持下去。为不影响上班,也怕同事知道,她总是利用周末就医。周末对她像信徒的礼拜日,她渴望神在这几日能离得近些,最好听到她的告解——假若,她有原罪的话。

  爱情像早派不上用场的器皿,塞到哪儿连她自己也忘了。家对她而言,更多是不孕症的第二课堂。她和丈夫有限的聊天总是围绕那个迟迟不露面的孩子:某某和她一样的情况,治了几年不抱希望却忽然怀了;亲戚四十岁的邻居吃了某某的中药生了个胖小子…………这些信息像依稀而渺远的曙光,短暂地给他们一点光亮。

  他们不知道属于他们的孩子是否已收拾行装,打算起程,还是仍被一团混沌所包围。

  此刻,她的脸色看起来像朵脱水的干花,被压在书页中久了,有蒙尘的倦怠。那条青灰色斜纹连衣裙她上日语班时就穿过,领口有些变形,潦草地罩着她。偌大的一个黑搭袢包,里面是几年来的诊断病历检验单,收录着她作为一个女人为生养之事的仁至义尽。

  一切尚未结束。只要有一个声音,哪怕是行走江湖的游医对她表示出希望,她都得负轭前行,为那点儿渺茫的光。

  那里,一个孩子依稀端坐,对她召唤:妈妈,我在这儿!而她的脚步沉重有如灌铅,她微弱地问:孩子,你是谁?是我幸福的序言,还是苦难的题跋?你那么遥远的召唤是为了送达福音,还是传递惩戒?她想停下来,深深喘口气,但有只手掌漠然而固执地在她身后推动,她只能咬牙踉跄地走,试图缩短与那个声音的距离。

  她知道,她得一直走下去,孩子是她的唯一物证,她必须找到他才能证明自己的无罪。否则,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在一次次检查治疗中,她身体和内心的尊严早已剥落殆尽,而找回这些尊严的唯一途径便是一个孩子的诞生。那天,将是她的新生之日。

  这是她新一轮治疗过程的第二个月,面前是一条波浪宽的大河,她等待着一个虚无的、未知的生命来渡她,能渡过去吗?四周夜一般寂寥,无人应答。

  ——这是写于三四年前的一文,那时的我并未真切体验她的疼痛以及疼痛衍生的绝望:没结果的疼痛,就像没结果的花,永远不知道何时才会结出盛夏的果实。

  我对她的同情,可能更多建立在她欠佳的气色与潦草的打扮上。她那时二十六七岁,正是一个女人最恣肆展示美的时候,但她看上去就像走了太长路,只有疲怠的一身风尘。她体内那两根细细的堵塞的输卵管,连带着堵塞了她的正常生活——女性下腹的疾患那么阴冷潮湿,不仅损害女人的身体,还侵蚀女人的幸福。

  然而,没想到,不久后我即从自己的病入手,开始了解女性疾病带来的苦痛——仿佛,神为了要我更好地体验,执意要让我亲尝一下梨子的滋味。

  在一次肾积水住院的彩色多普勒检查中,医生压在我腹部的检查仪忽然警惕地停住了:咦,好像有个囊肿?她的手又用了点儿力,本来憋尿已憋得忍无可忍的我失声喊起来,冰冷的显影液蟒蛇一般匍匐在小腹,检测仪和手指每一点轻微的施压都像蛇扭摆了沉重的身子,就快使腹内脏器坍塌。我攥紧拳头,指甲尖利地抵着掌心(这成为我日后频繁地试图抵抗疼痛的习惯动作),四肢冰冷,我的身体成了河,快要漫漶…………时间漫长得无边,哪怕肚子里是个恶性囊肿,我也希望她赶紧结束掉这场敬业的检查!眼泪流了一脸,我知道这会使医生厌烦,但我控制不了自己,体内滥觞的河流必须找到一个允许的出口,否则就要决堤了!

  眼泪并没松懈医生的责任心,当她最后放我起来,我跑下二楼冲进厕所,一路哭着——这对于一个姑娘来说显然不合适,易被误会,但我什么都顾不得了,生理极限使人淡薄了一切矜持和羞耻。

  几个月后,我住进医院,治疗已被确诊的囊肿。医学上说这病的病因不详,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棘手,至今没什么根治的有效办法,包括手术。

  检查室。女人们排着队,声音从布帘后传来:“裤子脱了,腿打开,再打开,你躲什么呀!后面还等着呢!”女医生不耐烦的声音从布幔后传出,里面躺着一位瘦弱羞怯的农村姑娘,她的惊恐不仅因为检查手段,更因着里面还有一位男实习医生,这使她完全蒙掉了!可以想见这是一种比痛还令她难以忍受的紧张与不安。外头女人们噤声站着,她们多半就诊经验老到,懂得医院和军队一样,服从是天职——在医院,千万别把尊严这样形而上的东西放大,与之对抗的肿瘤、器械、疼痛等等,它们全是形而下的。

  我的新名字是七床。生活每天围绕灌肠吊针等展开,这些都没什么,可怕的是妇科性质的痛:那种疼没有支点,直向深渊里坠!期间为确认囊肿是否良性,做了次诊断性刮宫。一番折腾后,医生从口罩后头说:不行,换最小一号针!盘中器械碰撞着,发出霜一般脆冷的声音。疼痛第一次如此深入抵达,我想到我的同桌,用她为自己打气,她经受过的诊疗肯定比我频繁多了,但她那么镇定自若!她甚至很少与我谈起具体的痛苦,她更多谈的是她的失望与渴望,仿佛她是神,人间肉体的痛苦可忽略不计。此刻,我对她有了由衷的敬意,我正在承受的尖锐疼痛使我能够想象她所受的罪,那是怎样的煎熬!疼痛从最虚弱的命门入手,能把女人剐成两半。

  然而,榜样的力量尽管无穷却并没为我减缓多少痛。事实上,我是个连打针都恐惧的人,在儿时,医院对我就像育婴堂——这是我当时认为的世上最凶险阴森的地方,成年后父母的几次住院使我稍稍缓解了这种恐惧,但一闻见那股药水味,心仍然攫紧一团,就如同去到火车站——和医院一起,这是两个会在瞬间引发我生理恐惧和反应的地方,一个象征生离,一个折射死别。这两个地方,像诗中写到的:想到这个世界/所有的悲伤、凄凉、不公平/雪珠霰弹般砸在雨伞上!冬天喑哑的拳头/如此深的/在喘不过气的喉咙里…………

  最后一次检查宣告保守治疗的失败,囊肿没有变小或消失,它像质地优良不缩水的布料,保持着原有尺码。只有开刀。

  很奇怪,刀片来临前,我甚至感到一丝隐约的兴奋。具体的痛还扛着令旗在路上,悲壮的尘烟先行到达,它作为平淡日子里的一件大事,使人激动莫名,仿佛是送给几个月后二十六岁生日的奇谲礼物。而且因为下刀处是腹部,感觉好多了,腹部相对来说有结实些的耐受力,只要绕过女人的命门,事情还不至于绝望。

  4月的手术室,南方寒意仍浓,我战栗有如风中的叶子。隔壁以及走廊对过,若干女人正在术前准备与手术当中,空气中有种冷飕飕的东西。这一层,每个房间的蓝色布帘后都充满刀光与女人的血,蓝衣护工忙碌地收拾脏污的手套器具以及赭红血肉,那些从女人身上剥离与切割下来的器官与物质被扔进黑色大塑胶袋中——这里是合法的、为法律所允许、为患者所恳请的分解现场,每位手术者还要为此交付“医疗垃圾费”。

  衣物褪去,身体展开如案板上的鱼——躺平,这姿势使人失去最后的抵御能力,以方便刀片的任意游走。麻醉师一边在脊椎找下针位置,一边与护士谈笑风生,她们聊起这个月的奖金、百货大楼的打折和某某新近被提拔的老公,顺便对我的腹部表示了赞扬:究竟没生过孩子,多光多平,哪像咱们一揪一大把!她们又聊到最近很火的某某减肥茶。

  麻醉师也是手术中的灵魂人物,她的轻松态度使我稍感松弛,但很快痛苦抓牢了我。麻醉打完后,吊针屡次未打成功,改在脚背进针,一根管子从鼻子插入,是镇定类的什么气体,背部贴上了麻醉引流棒——据说这可延长麻药性,缓解术后疼痛。最后是锋利的刀片上场。

  回到病房已是下午四五点,麻醉引流棒非但没减轻痛苦,反而引起恶心呕吐反应。起身吐一次,刀口就撕裂地痛一次,频繁的起身使尿管(那时的导尿管还未像现在这样改良成了不脱落式)又脱落了,重新得插一次。几天后可下床时,我无法自己排尿了。觉得要疯了!厕所从上回的天堂又变为噩梦。

  这种规模与密度的疼痛在我的经历中是头一次。此前,疼痛对我最极限的体验来自父亲的粗暴。他的巴掌与尺子在我已经是没法忍受了,而今,我发现,人的耐痛性潜力巨大,从一管针、一柄刀到复杂的一堆不锈钢器械,肉体在别无选择时,只能选择耐受。

  其实,这场手术并不值得我多加渲染,就在同病房,我的手术也算不得什么,每张病床的床头挂着患者病历,卡上注明“宫外孕”“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等,哪样后头不是潜伏着危险与锐痛?

  对面床四十岁的高个女人是煤矿系统职工,因子宫肌瘤过大做了子宫全切除术。她丈夫面色沉重,为宽慰他,她开玩笑说切了好呀,切了以后每月省了卫生巾的钱。邻床江西乐安农村来的女人双侧卵巢囊肿病变,要施行双侧切除术。她二十八岁,脸色萎黄,看上去大丈夫好几岁,他们有个女儿,病友为她惋惜,惋惜她没机会再生个儿子,在农村这无疑是个重大缺憾。她丈夫却没什么,这个看来读过些书的男人说,只要人好,一个女孩也够了。他每顿饭给妻子打点儿好菜,自己打个素菜,有时还分成两顿,晚上冲些开水。女人的最大愿望是早些开刀,早一天就省一天住院费,打听过好几回了,三番五次恳请医生。开刀的日子总算定了,女人很高兴,像总算巴望来了期盼已久的节日,她和男人上了趟街,给女儿买了只大红双肩书包。还有靠窗那个外地口音的漂亮女人,宫内不明原因出血,待查。她看起来面色苍白,忧心忡忡,饭量接近小鸟。有时会有个男人来看她,他总是晚上来,待一会儿就走,他走了她更加忧郁。据说,她是他没名分的情人,本来正在艰苦争取中,这一病愈加无望。

  隔壁病房的一个女人听说在老家病拖久了,转成了晚期宫颈癌。医生说治疗意义不大,回家休养(等死)吧。医生提到她就生气,为她、为所有农村人看病意识的淡薄。他说,就知道省钱!省钱!把钱看得比命还要紧!现在好,把命丢了!医生出于医学知识和职业责任而气愤,他的气愤当然出自善意,但他说得也没错,对那个女人,钱的确比命要紧!命在某种境地是卑微的,但钱永远有用场。灶前屋后哪桩事离得了钱?那个女人,难道她不想活下去,不想早治好了没病没痛地活下去?但她哪又能轻易地痛快地住次院看回病?看病是种奢侈,她晦暗的脸、粗糙的手表明她从未脱离田间灶头的操劳,或许直到在来省城看病的前一天。比起金贵的钱,她或许宁肯早些死。

  比起这些女人,我实在无甚好自伤的——之所以描述这次开刀的经过感受,是因为这次刀片不仅开启了我的身体,也开启了我对女性的另一重经验世界。在此之后,我才真正对女人的疾患以及相携的忧痛感同身受,而此前我的人生经验懵懂到狭窄,生活角度逼仄到可笑,除了我一己之痛,我的生活版图有意识地省略掉所有与残酷有牵连的事。可是现在,疾病像风吹过,另一扇门砰然而开,再也回避不了了,门内站着那么多气色欠佳的女人,她们像大片背阴的蘑菇,植在妇科病区白色的阴凉草皮上。

  候诊的女人们手中握着卷曲的旧病历,里面夹着各种检测报告(有的来自遥远的外省),表明她们与病的周旋已有时日。屏风后正接受检查的女人惴惴不安,橡胶手套与钢制器械频繁进出,有的女人病已到关卡,有的女人的病则如秋雨淅沥,将要瓜葛终身。

  我对妇科的认识逐步有了质的飞跃。此前我连子宫、卵巢等器官分布都弄不清,它们跟随了我近三十年,但我从不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与关系。

  我和我的身体,如同指腹为婚的伴侣,我们同床共枕却弄不清彼此底细,也不拟弄清。从父母到学校,也没有谁提醒我们,有认识身体的必要。初中的生理卫生课,暧昧大于科学,同学们对异性器官外形的好奇显然胜过内部构造。我们用余光飞快扫过课本上的图片,装作心不在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不要脸脱得了干系。而从师范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讲起课也是含糊其词、语焉不详。长辈们的谨慎态度使人觉得身体只是一架骡车般的工具,不到修理时无须解构。而主动地了解它,甚而享受它,则是一种放荡行径。身体,它的核心注定隐秘而羞耻。就这样,我们磕磕碰碰地通过幽暗的青春期,遭遇不同事件,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直到有一天,当某种疾病降临时,身体的相关部件才被公开,这时它与审美和欲望无涉,只是临床案例,是良性或恶性的细胞组织,是浸泡在溶液中的病理切片。

  术后休养的日子里,阅读一本英国人罗比•哈里斯为孩子们写的性教育图本,我重新了解了女性身体内部的地图。书很趣致生动,子宫被绘成一只倒置鸭梨,卵巢是两颗粉红色草莓,输卵管则像三寸饮料吸管。一切像一场温情的夏日果园约会——或许没错,女人身体确是一处丰盈果园,若风调雨顺则春华秋实,若碰上灾害(天灾或者人灾),也会像果园那般易被雨水侵蚀、虫子啃噬。有的果实悬在那儿,看上去光洁饱满,其实虫子已经蛀坏了

  出院后服了半年激素药物,加之林林总总来自各种途径的中成药,以抑制囊肿复发;然而两年后,在一次检查中,囊肿查出复发,已近五公分。它的根须原来一直藏在体内伺机茁壮,而药液只充当了它的有机灌溉。这次施行的穿刺术,一针象征性的安定丝毫无济,疼痛锐利,T恤连带发根被汗水湿透,身下垫着冰凉塑胶皮的台子仿佛屠案,我快要被痛所屠杀!我抓紧台子铁沿,指甲抵进掌心,试图寻找一种可以自救的姿势,想从这个姿势汲取一点力量,但无济于事——即使我给自己最深的拥抱,拥抱的只是锥心刺骨的痛。一分,一秒…………护士长递过一根长长的钢针,它将要进入体内汲取黏稠的暗咖啡色囊液,钢针的长度使人丧失最后的抵抗。

  朋友段从沪回来探亲,来看我,她是个经历丰富的单身女人,无论思想还是体形都很饱满。只是,她的胸部空荡,手术使她不到四十岁就失去了乳房,先是一侧,再是另一侧,现在支撑她胸部的是水垫海绵之类的物质。前夫在她切除第一只乳房半年后提出离婚。他是个有文化、有身份的男人,离婚理由当然不会具体到器官,而是广大到“性格”。段爽快地离了,她不稀罕强扭的瓜。带着失重的身体她继续热爱生活和男人,可一直没找到结婚对象。男人愿和她喝茶、聊天以及调情,可成亲,又是另一回事。

  她已打算独身,尽管她才四十二岁。她自嘲,我还比不上那些夕阳恋的老太太们,她们腰好背好腿脚好,吃着水果味的钙片爬长城登五岳,而我是残缺的等外品。

  我跟她聊起法国女人西蒙•波伏娃,也在她相仿年龄查出右乳有个肿块。医生问波伏娃,如果是恶性,你同意摘除乳房吗?她说,当然。她转身走了,一路上却在毛皮大衣里瑟瑟发抖,她想另一只乳房或许十年后也会感染,然后痛苦地死去。好在,最后她只是一场虚惊。段笑,她说,我比她勇敢!真的,两次手术她都是独自一人,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那些刀光下的时间的。

  在我身边,总有些远比我镇定坚强的女性,对照她们,我的自怨自怜就不至于太泛滥。当疾病选中你,除了耸耸肩接受,还能怎样?愤懑?绝望?哭天抢地?即便你有个可依赖的肩膀,结果还得你全部承担,任何情感的外援对疾病的实质帮助都不大。有朋友曾说,每场疾病都会使人纯洁一些;而可以确定的是,疾病会使女人沧桑一些。它撩开了那些花边枝蔓,把生命残酷的底色呈现出来,日子不复平面,变得斑驳坑洼,你的身体突然间住进一个劲敌,它诱使你与自己进行战争。我对神的存在,并不确定,神或许能度我们的来世,可是我不信它能解救现世的苦难,尤其是肉身的苦难。痛的本质就是无人可分担,哪怕最亲的人,他们也阻止不了你的虚弱,只有医学和自我意志是唯一可依赖的武器。

  为防止复发,日子在大堆药丸中厮混。然而未等到复发,又发现了宫腔光团异常,再次住院,这次是宫腔镜手术。上帝好像存心要考验我这脆弱的身体和灵魂。

  手术气氛仍像第一回开刀那样轻松,这回麻醉师是个年轻男人,和护士谈笑风生。护士说我的血管太细不好进针,他得意地撸起袖。